神秘收據(jù)毀了日本反戰(zhàn)派

1931年9月19日，日軍沖進大帥府，砸開保險箱，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，里邊竟然只有一塊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……

大帥府遭到浩劫

1931年9月18日，陣陣槍炮聲過后，日軍突破城垣，逼近大帥府。

大帥府經歷了張氏父子兩代近二十年的積蓄，府內有著數(shù)不清的金銀珠寶，自然為日軍所矚目。占領沈陽的日軍不等硝煙散盡，便急不可耐地沖進了大帥府。

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災難，大帥府沒有絲毫準備，帥府內二十年來的珍藏完全來不及轉移，張氏父子多年積攢的家底輕易地落到日本人手里。

上百個日本兵在帥府里東走西竄，一會兒抱倆瓷瓶出來，一會兒又抬出兩箱金條，忙得不亦樂乎。據(jù)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日軍僅在帥府內抄走的金條就有20多箱，至少有56，000兩，另外還有銀元40多箱，古玩字畫無數(shù)。張學良晚年回憶說：“我從前沒有別的嗜好，就是收藏字畫。我有一幅字，王獻之的。是我當年是花三萬塊錢買的，現(xiàn)在這幅字，有人看見了，在日本橫濱博物館里。”

曾親歷了那場浩劫的邊業(yè)銀行員工孫競寰老人回憶說，“九·一八”事變前，邊業(yè)銀行剛剛從上海購進了一批黃金，數(shù)量達7，000兩之多。日軍在占領大帥府的同時，也占領了張家的私家銀行——邊業(yè)銀行。此后，這一批黃金便不翼而飛。另外，張家有許多貴重物品都存放在銀行里，如張學良曾存放在銀行幾個樟木箱子，里面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畫，這些珍品也一并落入日本人手中。

關于張家財產的損失情況，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臺采訪時，當記者問張學良：“‘九·一八’事變后，聽說本莊繁將您所有的個人財物運去北京，送還給您，這是不是事實？”張學良說：“不是所有的財產，送來兩列火車，他派一個人見我，我對那個人說，我絕不收。我說，我倆雖是朋友，但現(xiàn)在等于敵人。這樣待我，等于羞辱我。我對本莊的人說，你把我的東西拿回去！不拿，我全在火車站燒了，后來，他們真的運回去了�！�

整整兩列火車的財物，仍不是張家全部財產，但就是這兩列火車的財物也在返回沈陽途中，被沿途的日軍搶劫一空。

神秘的保險柜

混亂中，一小隊日本兵沖進了位于大青樓二樓的張學良臥室，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盯上了位于屋角的一個大保險柜。這個保險柜，完全是鑄鐵打造，柜門上上了一把碩大的鎖頭。一看到這個保險柜，幾個日本兵欣喜若狂，這里是張學良和于鳳至的臥室，保險柜中一定鎖著帥府內最最貴重的寶貝。于是，日軍一哄而上，一陣亂砸，將鎖頭撬開。當一個士兵顫抖著雙手拉開柜門時，所有人都傻了眼，他們實在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。原來，偌大個保險柜里既沒有古玩字畫，也沒有金銀珠寶。仔細一看，才發(fā)現(xiàn)柜中一個角落里靜臥著一枚小小的銀元和一張折了兩折的信紙。

這塊銀元就是張學良六次拋擲，決定楊、常生死的那枚“袁大頭”。而打開信紙后，發(fā)現(xiàn)它實際是一張收據(jù)，上面寫有“收到現(xiàn)大洋五十萬元整”的字樣，署名是“赤冢、鶴見”，日期是“一九二九年九月”。這張普普通通的收據(jù)背后又隱藏著怎樣一段故事呢？

張學良盯上“政界夢游癥患者”

皇姑屯一聲巨響，使張學良背負了對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。審時度勢之后，張學良寄希望于“堡壘從內部攻破”。他的想法是，如果日本內閣換成親華派或者和平派，中日之間爆發(fā)戰(zhàn)爭的可能性就會大大縮小。所以，當日本在野黨——政友本黨總裁床次竹二郎準備參加日本第十七屆大選時，張學良就把心思用在了床次身上。床次竹二郞，是跨越大正、昭和兩代的日本政界實力人物。他做事雷厲風行，有鐵腕之稱，是一位權力欲極強、在政治上慣于縱橫捭闔的政客。為了謀得大權，他曾多次轉換政黨，被人戲稱為“政界夢游癥患者”。

在權力爭奪中，為扳倒田中內閣，床次竹二郞還不惜背上叛國的罪名，協(xié)助張學良的情報人員蔡智堪獲取《田中奏折》。